启熹老师走了，我们失去了一位好老师！

一

岁月如梭，往事历历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启熹老师从福建师院下放到龙岩。记得他先是到龙岩县湖邦中学（后称龙门中学）任教（或者是在湖邦公社文教组）。1972年，我到湖邦中学当民办教师，他还在湖邦中学。不久便调到龙岩师范去了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被师范大专班（师专）录取，成为七七级大学生。启熹老师便成为我们的老师。

在大专班（师专），有几件事情是我们永志不忘的。

主持下，七七级各专业共留下了三十六位毕业生当老师。后来师范大专班正式更名为师专，而留校的这批毕业生能否定为助教职称，是大家所关心的事情，包括校领导。启熹老师时任教务处主任，也为此多方奔波呼吁，要求省厅和教育局明确。此事后来得到解决，与启熹老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还有一事。当时学校积极支持留校的年轻老师出去进修。我联系福建师大中文系。但是，由于住宿和安排导师等问题，师大教务处迟迟未能答应。启熹老师不厌其烦地多次写信、打电话（当时打电话颇为不易，私人无电话）给师大教务处处长尤金楚老师，最后得以解决，我到福建师大中文系进修一年。中文专业的邓晓华到华中工学院、陈鸿儒到广西师大进修，都是得到启熹老师帮助的。其培养爱护年轻人的拳拳之心，令人感动。虽然后来有不少人离开了师专，大家都心存感激之情。这一举措，对于学校的学科建设来说，无疑是有前瞻性的。

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。1972年福建师院复办，更名为福建师范大学。下放出去的师院老师陆陆续续地调回师大，高职称的先回去。启熹老师是师院中文系黄寿祺教授的助教，与黄寿祺教授相交甚笃。有一次启熹老师把黄老请到龙岩大专班讲学，启熹老师又担任起黄老助教的角色，为之主持，为之擦黑板展示所讲内容等等。1982年我在师大中文系进修时，启熹老师有调回师大中文系的想法，托我与师大有关领导和老师联系。其时黄老已是师大副校长，对于启熹老师的回归是极力支持的。可惜因为师大与龙岩多方面的原因，此事未能成行。然而启熹老师也无怨无尤，足见他的胸怀。

二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不在龙岩，对启熹老师担任校长的具体情况不是太了解，但是，从熟悉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反映中，我知道他对闽西职业大学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。这也是他一向的风格。校长职务卸任后，他继续为闽西职业大学贡献力量。他是一位大学校长、教授，却从来没有校长、教授的架子。他的生活永远是俭朴的，从来没有什么奢华的要求。更不会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为己谋私利。闽西职业大学（yl23455永利）的发展历史中，有他的功劳。

每到寒暑假回龙岩，我都会到位于“十八堂”旁边的编辑部拜访他。常常见到他托着一条中风后还略有跛瘸的腿，从溪南的家里步行到编辑部。路途虽然不远，对于年轻人这段路不算什么，但是对于启熹老师，有时一天几趟的来回，却非易事。到了编辑部，他总是和我谈他的计划和设想。这就是他的工作态度。这样的态度，在哪个岗位上，都是如此。他总是兢兢业业、乐于奉献的。

三

启熹老师毕竟是一介书生，对学术有一种乐于沉浸其中甚至痴迷的态度。

在师专启熹老师教的是古汉语课程。我曾问过他，你在师大教的是古代文学，为何现在改教古汉语呢？他直言不讳地说，经过文革，我有个体会，文学与政治联系太紧密了，古汉语则超脱一些。这是文革刚结束时搞文学的学者普遍有的心态。我们知道，学古代文学出身的学者，古代汉语的基础必定不弱。但是，启熹老师是抱着从头学起的态度来教古代汉语这门课的。有一件事足可见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。1981年，他得知华中工学院（现华中科技大学）主办全国古汉语音韵学研究班，便与邓晓华一起到武汉学习了三个月，亦可说是著名语言学家音韵学家严学宭教授的入室弟子。这为他后来的语言学研究特别是方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在方言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有一位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来到龙岩调查方言，启熹老师带着他大概跑遍了龙岩地区。他还曾带着这位语言学家找到先父调查龙岩方言并录音。先父是龙岩一中的语文老教师，他说的龙岩话是比较地道的，特别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古词汇。事后启熹老师告诉我，法国语言学家对这次方言调查很满意，大概那时启熹老师也就有意识地收集龙岩方言的材料了。

启熹老师是执着于学术的。在龙岩这个地方，研究学术多少受到地域的限制。但是，启熹老师选择了语言和方言的研究，恰可弥补地域条件的不足。而闽西方言的丰富，又为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如果说，他早年所著的《古音与教学》（王力题签，严学宭作序）是他汉语古音韵教学的结晶（其实为了教学，他还编著了《论语注释》），那么，后来陆续出版的《龙岩方言研究》《龙岩方志-方言志》《龙岩方言词典》等著作，就是他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，倾注了他语言学研究的一生心血。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，方言学是门大学问。进行方言研究，必须具备音韵学、语言学、文化学、文献学等多方面的知识，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，还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，不是全靠纸上功夫能够奏效，是颇为辛苦的。但是，启熹老师这两方面的功夫都具备了。特别是《龙岩方言词典》，如果把前期准备的时间计算在内，没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是无法完成的。他在《龙岩方言词典》的《后记》里说，自己“醉心于龙岩方言调查研究，一直把它视为世界性瑰宝”；在进入编写阶段，是“进入了‘为伊消得容憔悴，清减腰围不改悔’的境界”。这并非夸大之词。八十七万字的《龙岩方言词典》，为龙岩方言研究留下了集大成的成果，必将代代沾溉后人。

启熹老师对于学术研究有非常严谨的态度。此举一例说明之。记得《龙岩方言词典》出版后，他赠送我一部。拿到这样厚重的著作，我叹为观止。假期间我回到龙岩，到《岩声》编辑部看望他，谈到编写龙岩方言之不易，并说到龙岩话很多受到客家话的影响，也受到普通话的影响，包括词汇。我举了两个例子。如“写信”，年纪大的龙岩人说“写批”（闽南话、客家话方言也说“写批”），如今年纪轻的人是不懂“写批”的说法的。这是普通话的转换。另一个例子，是“微”字的发音。我说现在“微”字龙岩话也读“wēi”，这是普通话的发音；但是龙岩话应该是读“mí”。在音韵学上， “wēi”是微母，而“mí”是明母。这也是因为受普通话的影响转变了。又因《龙岩方言词典》附录还收了部分龙岩谣谚，我还告诉他，龙岩乡贤文人章独奇先生解放前即编有《龙岩歌谣》一书，所收龙岩方言谣谚非常丰富，可以参考。这些，启熹老师听了都认为有道理，并立即拿出纸笔一一记下来，说以后如有机会修订《龙岩方言词典》，可以参考吸收。这样的严谨态度，也令人感动！

钟情于方言研究之外，启熹老师对于客家研究、族群研究都有兴趣。他所著的《龙岩地方史研究》《闽西族群发展史》等，也是灌注着他的心血的。在《闽西族群发展史》中，他系统论述了闽西史前文化、汉人对闽西南的开拓、王审知治闽与闽西、闽西族群的融合与发展，等等，是闽西族群演变发展史研究的力作。再后来，启熹老师又负责了《岩声》的主编工作。他特地嘱咐编辑部的同仁记得把每一期刊物寄予我。《岩声》办得有声有色，所刊登的龙岩掌故、人物风采、艺苑风情等等把龙岩的历史和新貌，悉数奉献在读者面前，成为一份很有特色的刊物。

启熹老师中风后，身体大受影响，但是，他并没有停歇。他在《闽西族群发展史》的后记中，谈到自己的责任与兴趣，并赋诗一首：

匆匆七十忆青春，可惜疴缠难奋身。

粉笔成灰方告老，犹将残炷示来人。

在《龙岩方言词典》的后记中，他附诗一首：

且把残躯换锦词，但求玑玉续承时。

绿丛当可护花放，遍唱岩声动地诗。

残躯、沉疴并没有阻止他的步伐！启熹老师一辈子都是在奋身努力的，为学术、为地方文化做出贡献。诗中所示，不仅是启熹老师自己内心的告白，更让我们看到一位纯粹的学者的品质与人格！

我们将永远记住他——郭启熹老师！